另一方面,因為中國現代植物園都是仿效西方模式建立的,所以也不可能与典型的中國園林融為一体。因此,我國的現代植物園和那些早期的園林是脫節的,除了在園林藝術方面可以也必然有所聯絡和融合以外,沒有直接的繼承關系,更談不上發揚和改造。從時間上看,我國的現代植物園是20世紀初大約從20年代起,隨著現代植物學引入中國而誕生的,總共不過80年左右的歷史。我國現有的一大批在城市里或城市附近的植物園,選址時很多都不是水、土、景觀、小气候、交通等條件很理想的地方。因為,那些最理想的地點早已被利用成為著名的園林景點,而大部分水源方便和土壤肥沃的地方也早已是農用地了。与歐美植物園的發展相比較,這就是我國現代植物園無論在繼承園林遺產方面,還是在建園的客觀環境條件上,都存在著先天不足的原因。
西方在過去的200∼300年間,已經在植物園的建設上積累了較成熟的經驗,形成了各种特定物類型,而且,各個國家各不相同。因此,當我國“引進”西方植物園的時候也就或多或少存在一個“模式選擇”問題。20世紀20年代以后從歐洲留學回國的學者們按照英、法的构思建立植物園。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上世紀50年代,植物園建設又以前蘇聯的經驗為主導。80年代,在改革開放政策的影響下,植物園走向世界,植物園建設的方向就更需要我們自己來把握“如何真正走自己的道路”。
我國現代植物園的歷史一共只有70∼80年。新中國成立前我國植物園為數很少,當時已命名的植物園或樹木園不過4∼5個。規模較大的有南京中山植物園(1929年)、廬山植物園(1934年)。還有熊岳樹木園、浙江大學植物園、北京西貝子花園等。由于經濟和戰爭的雙重影響,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只有廬山植物園還是一個較成規模的園子。
新中國成立以后植物園的發展出現了兩個高峰期。第一次在上世紀50年代,是經濟發展以及1956年全國自然科學規划制定以后植物科學發展的反映,到1960年增加到34個,隨后的20年由34個增加到1980年的70個。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出現了第二個高潮,全國農林、城建、環保各系統連續成立了一批植物園。1990年的統計數目已達120處以上。當然其中有因更換名稱而使數目增加的,但這畢竟是少數。形成這個新發展高峰的原因,首先也是國家經濟迅速發展的結果﹔其次,也許更重要的原因是國際和國內對于環境和种質資源保護的意義有了新的認識,看到了植物園在保護种質資源方面的作用﹔第三個原因,就是社會的發展,尤其是外向型經濟發展和精神文明建設發展的結果。綜合三方面的因素,使越來越多的城市領導和政府決策人認識到植物園在科學技術和國民經濟發展中以及精神文明建設方面的意義,意識到植物園是一個城市精神文明的窗口,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發展水平的標志。有些新開放的城市,如深圳,在1985年就新建了一個植物園。一批城市,如青島、濟南、無錫、重慶等也相繼建立了植物園。
目前,我國的160個植物園,占地約2.4万平方公里,引种物种約1.7万种,占我國植物區系成分的50%∼60%,其中中國科學院系統的12個植物園,占地面積3200平方公里,收集栽培的植物1.35万种。由于我國植物園活植物保護和信息系統建立還不完善,上述統計數字是各植物園發展高峰期的數字,實際情況可能比這個數字低。
地球上約有1/5的植物种類生活在植物園
對全球生物多樣性丰富度的估計是﹕全球共有生物200万∼1億种,比較适中的估計是1000万种,已命名的有140万种。
物种的生生滅滅,本是一個正常的自然過程。從歷史上看,物种滅絕速度對脊椎動物的估計是﹕物种平均生存期為500万年,在過去的2億多年中,平均每100万年有90万种脊椎動物滅絕,即每世紀有90种。高等植物的滅絕速度則為每世紀4种。到了近代,滅絕的速度大大加快,植物滅絕的速度在17世紀以前約每年10种,17世紀至20世紀中期約每年100种,現在約為每年數千种,估計很快就會達到每年1万种。估計到2050年前后,全世紀約27万种,或者按最新的估計約42.2万种維管束植物中,將會有1/3的物种瀕危。對我國植物瀕危狀況的估計也不容樂觀,專家認為瀕危物种約占總數的15%∼25%,就以20%計,2.8万余种維管束植物中,瀕危物种至少也有5000∼6000种之多。我國瀕危植物紅皮書第一卷只包括388种和變种,包括第二批名單在內也不過1000余种。這說明無論是在我國或世界范圍內,我們對物种瀕危的情況還不了解得很不夠。物种滅絕不是一個簡單的數量減少問題,如果一個物种滅絕就會影響到30种物种發生丟失,那么1/3的物种的滅絕將意味著怎樣的災難,是可以想像的。
20世紀80年代之所以重新重視植物園的建設,主要原因之一是看到了在野生植物物种加速瀕危和滅絕的時候,植物園卻保存著大量的物种。植物園的遷地保護是几百年來人類利用植物過程中自然和客觀的結果,是植物園對全社會所作的貢獻。遷地保護的內容將為人所用,作研究、作教材和作种源以供農、林、園、藥各業之需。從保護的意義上看,遷地保護能夠減輕對野生資源的壓力,是一种有效的保護。
地球生物多樣性中心地帶如南美洲的哥倫比亞,141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植物种類達5.2万余种,是物种最集中分布的國家之一。在哥倫比亞或世界其他物种密集的地方,每1万平方公里可超過5000种。目前已報道的野外物种密度最高的記錄可能在厄瓜多爾,那里0.1平方公里的密林里喬、灌、草等高等植物物种可達365种。植物園里物种的密度可能更高。在歐洲一個小小的几公頃的植物園,保存的物种數有几千甚至上万种(包括种以下單位)。就是在植物園發展相對落后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在一個几公頃的植物園里有3000∼5000种植物,也是很平常的事。
根据國際植物園保護組織(BGCI)的不完全統計和評估,全世界2400多個植物園共保存物种約8万种,占全世界42万余种維管束植物的近1/5。在我國近140個植物園中,較大規模的有30余個。中國科學院系統的植物園共引种保存1.35万左右個种,占全國2.8万∼3万种維管束植物的45%左右。全國植物園共保存約2万种,占全國植物的60%∼70%(許再富,1997)。這個估計可能偏高,有40%以上的已知物种可以在植物園里看到,可能更接近實際。
從世界范圍看,歐、美等一些經濟發達國家的植物園以及歷史上由殖民主義國家在殖民地(現屬發展中國家)建立的植物園,其物种都很丰富,而許多發展中國家新建植物園的物种保存量則較少。如英國皇家植物園丘園,從數十公頃發展到現在120平方公里,現有國內外引种的活植物种類有5.9万余种,其中已命名的材料(包括种以下單位)也有3.3万种,這是該園200多年來引种、收集的結果。活植物的保存在植物學研究的意義上与蜡葉標本一樣,甚至更為重要,但保存的技術和條件則大不相同,活植物的保存要比后者复雜得多。植物園一旦在調查、研究和引种收集方面有所停滯,其活植物收集量就會減少。正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除英國丘園以外,歐美各國還有相當一批植物園以物种收集量特別丰富而著稱。美國密蘇里植物園在圣路易斯市內的32平方公里土地地上集中了3万种活植物﹔紐約植物園在100平方公里土地上有1.5万种植物﹔阿諾德樹木園以研究東亞尤其是中國植物著稱,在132平方公里土地上有植物6200种﹔加州的亨丁頓植物園在82.8平方公里土地上有活植物1.2万余种。加拿大蒙特利爾植物園73平方公里土地上有2.6万余种,有30個專類園。英國愛丁堡植物園處于約北緯56°的高緯度地區,在24平方公里土地上有1.2万种植物。英國有好几個植物園收集的植物都在万种以上。歐洲植物園收集物种之多在世界范圍來看也是很突出的。全世界植物園中,活植物收集量達到万种以上的在50個左右,它們大部分集中在歐洲。即使在一些較小的植物園,如芬蘭的赫爾辛基大學植物園,只有4平方公里土地,活植物也有6000余种。更為惊人的圣馬丁路德植物園4平方公里土地上,有1.2万种活植物﹔斯圖加特植物園僅1平方公里面積,有6000种活植物。在德國,植物園引种活植物數達8000种以上的約有18∼20個,其中有5個以上超過1万种。到目前為止。德國的植物園是引种記錄最完整和嚴謹的國家。值得注意的還有一些高緯度地區的植物園,活植物的收集并不主要依賴溫室,如瑞典斯德哥爾摩植物園11平方公里土地,收集植物8000种,但它僅有溫室700平方公里。瑞士的巴塞爾植物園僅1平方公里土地,收集植物8000余种。凡此种种,可見歐洲植物園收集強度的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