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談到2008年農業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時特別強調了糧食安全問題，指出“糧食安全的警鐘要始終長鳴”。在常人眼里，這可能更多是未雨綢繆的意思。因為，如果單純考慮產量，2007年應該是新世紀以來中國人最不用擔心糧食安全的一年。今年，中國糧食生產持續了2004年以來的增產勢頭，預計總產量將突破5億吨。這將是進入新世紀以來糧食產量首次超過5億吨，這也意味著經歷了世紀初的低迷之后，中國糧食生產又重新回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的歷史最高點。從几千年農業社會的傳統經驗來看，這應當是國家花大力气防止谷賤傷農的一年。

　　然而，2007年卻是“谷貴”、“谷賤”皆傷人的一年。首先，今年豬肉价格的瘋漲帶動了包括糧油等生活必需品在內的商品物价全面上漲，而糧產品价格的漲幅又遠遠超過了總体物价漲幅，這嚴重影響了城市中低收入者的生活。可惜的是，雖然糧產品价格的上漲帶來了農民收入的增長，但是正如國家信息中心在8月15日發表的一份調查中指出的那樣，由于農村CPI漲幅遠高于城市漲幅，价格上漲帶來的收入增長被抵消掉了。其次，市場的逐利机制和國家平抑物价的努力使得丰收之年的糧食安全問題更為复雜。例如，在今年玉米產量略有增長的情況下，玉米深加工的過速發展(尤其是東北地區)擠占了飼料加工業的原料供應，進一步刺激了玉米和肉類价格上漲。最后，國家發改委不得不在9月份發文嚴控玉米深加工過快增長，而農業部則決定在12月11日動用中央儲備平抑市場。

　　雖然在宏觀經濟層面上，這一系列干預無可厚非，但是這些措施無疑將減少玉米种植戶的經濟收入，破坏他們合理的市場預期，從而打擊他們的种糧積极性。因此，我們不難發現，和諧社會的糧食安全需要我們在平衡市場供求机制和國家宏觀目標的同時，充分考慮農民收入，給他們一個實實在在的理由去种地。

　　其實，糧食生產對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的個体農戶來說變得無利可圖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農業部<2006年中國農業發展報告>表明，農業生產尤其是种植業不再是農民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報告>指出，2005年中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3,255元，這里面來自家庭經營的純收入有1,844.5元，但其中農業生產(包括糧食种植和相對利潤較高的蔬果种植和副業)的收入卻只有1,097.7元，占人均總收入的1/3左右。到2005年，中國人均耕地面積依然很少，只有0.133公頃(約2畝不到)，戶均8畝左右(戶均人口4.1)。這些數字充分說明，目前，家庭農業不可能形成規模效應，以抵消長期存在的工農業剪刀差和不斷上漲的化肥、農藥、种子、水電費等成本。很多農村家庭之所以還在种糧食，并不是為了在市場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相比較而言，進城打工要理性得多。

　　那么農民為什么還种地呢﹖從微觀上看，大致有這么几個原因﹕首先，這戶均的8畝地給了農民最后保障。和城市居民不同，今天的3億多農民工大多數沒有失業保障、醫療保險。一旦在城里失去了工作，農村的几畝地至少還能提供口糧和一個安身之地。其次，農民只有承包地的使用權，沒有所有權，土地無法買賣。雖然國家允許使用權的有償流轉，但是由于絕大多數農村地价太低，農民也不大可能通過買賣或向銀行抵押使用權得到足以在城里安身立命的現金。最后，土地是村民資格的象征，和個体家庭在村庄里的經濟、政治、文化權益緊密相連。對于難以在城市扎根的農民來說，土地是不能輕易放棄的。既然賣不掉，沒法抵押貸款，也不能說放就放，那就只好湊合著种點口糧，或者干脆拋荒。此外，從宏觀上看，雖然這几年里國家取消了農業稅，把免費義務教育推廣到農村，開始探索農村的醫療保險，但是，國家還沒有財力為全体農民提供足額的醫療、教育、失業救濟等生活保障，所以也樂于把承包制當作農村穩定的最后閥門。

　　然而很明顯，就在農民和國家似乎心照不宣地共同維持承包制時，農村的空巢化和土地拋荒現象對中國的糧食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脅。而國家要消除這個威脅，有兩個辦法﹕其一、是把農業生產變成大企業行為。這些年來國家花大力气建設產糧基地，對產糧大戶的政策傾斜可以看作是這個方向上的努力。它的最大問題在于，中國農村勞動力的絕對數太大(2005年有5億多人)，農業生產的剩余勞動力一時難以被二、三產業吸收，而1990年代末以來城市工人的下崗問題又加劇了這一困難。因此，無論中國的大型農場怎么發展，我們必須為絕大多數農業家庭找到出路。其二，國家應當把家庭規模的糧食生產變成一個有利可圖的事業。而這就要求我們在考慮糧食安全的同時，更多地關心糧農收入。單純地提高糧价未必就一定能切實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如前所述，今年物价飛漲對農村或許是個更加嚴重的打擊(考慮到大量的民工生活在城市就更是如此)。

　　另外，由于信息不對稱，個体農戶對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反應總是慢半拍，容易受市場价格震蕩的沖擊。因此國家對糧食市場的干預應該多做事前工作，引導糧農的投資方向，并提供一定的補貼和保障。